谁夺走了杨云年轻的生命

杨云，男，1961年3月28日出生，原籍四川省谢洪县人，初中文化，河北省石家庄铁路分局衡水工务段职工，家住衡水市铁六家属院。

　　杨云为人憨厚老实，爱岗敬业，在单位及家属院里很有人缘。他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并对多种食物过敏，所以经常四处寻医问药。1996年5月，几个习练法轮功的同事到家劝说他“学法”、轮功。起初杨云并没拿这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虽然身体有病，但在医生指导下坚持治疗，病情控制得不错，心里不想学。好心的同事便给他一本《转法轮》，对他说法轮功提倡“做好人”、“真善忍”，练功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病、强身健体，不用再成天打针吃药，练到一定程度，还能“成仙成佛”等。在这些人的反复劝说下，只有初中文化的杨云，便抱着尝试的心态习练了法轮功。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修炼，杨云自我感觉精神比以前强多了，心悸气短的症状见轻，咳嗽、咳痰次数变少，走起路来也轻松了，浑身变得有劲，由于他没意识到那是自己边吃药边锻炼的结果，就认为法轮功很神奇。于是，杨云开始相信练习法轮功可以治病强身，打心眼里感激法轮功，逢人便说法轮功确实能治病，成了一名虔诚的法轮功信徒。为了练好功，杨云每天晚上坚持打坐三小时，有时累了也是硬挺着，练完功后他便开始学习《转法轮》，不是读，就是抄，再就是背诵。他每天抽出大量时间“学法”、练功，对“师父”所说的“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练到高层次去掉‘名利情’后便能圆满成佛”寄予厚望，一心盼着“师父”能把他度到“天国世界”，过上逍遥无比的神仙生活。为了能尽快“消业”、“上层次”，他买了一大摞法轮功的书籍和磁带，每天认真“学法”，并经常和功友们交流“学法”心得体会。

　　1997年5月的一天，在练功点练完功后，一位功友讲述自己开了“天目”，看到了很多神奇美妙的东西。杨云心里羡慕极了，想到自己练功一年了还没“开天目”，肯定是常人的“名、利、情”还没有完全放下，“学法”还不够“精进”。从此，他对“学法”、练功更加上心，以求尽快去掉这些“执著心”和“名、利、情”，能够早日“白日飞升”、“成仙成佛”。

　　习练法轮功后，杨云对工作也失去了兴趣，上班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家里的事就更不管了，整日不是出去和功友一起练功切磋，就是在家看李洪志的书或听录音。当时他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原来她对孩子的学习非常上心，每天孩子放学回到家，他都陪着写作业，帮助辅导，监督女儿学习。可自从迷上法轮功后，他就再也不陪孩子写作业了，更谈不上照顾孩子的生活。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杨云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原来的许多功友都纷纷脱离了法轮功，而深深痴迷其中的杨云却没能悬崖勒马，反而越陷越深。2000年5月22日，杨云还联合功友们到北京“弘法”、“护法”，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讨说法。经当地工作人员一番批评教育后，他被单位接回。他觉得自己这次进京目的没达到，“弘法”不力，可能是“师父”在磨练他的意志，于是在李洪志“放下生死”、“走出去正法、护法”等言论的诱导下，他与几名功友一起以“讲真相”为名在家属院里张贴传单，在路边的墙上涂写标语。有时甚至跑到外地散发传单，挂横幅。当时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法轮功，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外人看来他就像着了魔似的。

　　2002年2月，他在散发传单、打横幅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最终因扰乱社会秩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单位领导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可是杨云不但没有醒悟，还认为自己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仍然在家中偷偷地“学法”、练功。

　　由于长时间的“学法”、练功，再加上不注意休息，有病也不吃药，杨云的身体渐渐垮了下去。到了2002年6月，杨云的指端、口唇及口唇四周经常呈青紫色，反复出现咳嗽、喘粗气、心跳加快、胸闷气短等症状。爱人看见后劝他说：“你可不要再练功了，还是抓紧吃药吧！”杨云说有病不用吃药、练功就能治好病，吃了药就是积攒了“业力”，就上不了“层次”了，并坚持说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肯定不会出问题。

　　2003年3月，杨云的病越来越厉害，但他仍坚信法轮功能治好他的病，一直在家练功、“学法”，任凭爱人怎么劝他都不肯上医院看病吃药。爱人没办法，只好买回原来他经常吃的药，杨云一看到就把药全部扔掉，并说他生病是前世的“业力”没有还清，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关就没事了，他就这样一直拖着。2003年4月19日，正在家偷着练功的杨云突然昏倒在床上，呕吐不止，脸色铁青，浑身大汗淋漓。家人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医院救护人员来到他家时，杨云已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人世，时年42岁。

　　医生说他是死于肺心病，这种病是慢性病，病人只要自己妥善保养，对症治疗，便会逐步减轻和康复，可他明知有病却拒医拒药。

“消业”让于利伟丧命

于利伟，1966年10月生，杭州萧山区瓜沥镇人。瓜沥是杭州的蔬菜基地，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母和两个哥哥一起种菜，虽然辛苦，但收入很不错。

　　1991年的一天，于利伟全身出现红色丘疹，在母亲的陪同下去萧山第三人民医院就诊，检查后确诊为患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免疫性疾病。这是一种很麻烦的病，从此于利伟怕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不能劳累，天天要吃强的松（一种激素类药物）。在定期医院检查治疗和休养的基础上，于利伟的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恢复得不错。

　　然而，自从1997年于利伟练上了法轮功后，情况急转直下。

　　1997年9月底，在当时气功热的影响下，于利伟在萧山一家书店购买了《转法轮》，10月2日就去练功点上练功、“学法”。从《转法轮》关于“消业”的“理论”中，他似乎终于找到自己“病业”始终得不到根除的原因，庆幸自己找到了“出世间的法”。从此，于利伟“学法”更“精进”了，练功更勤奋了，无论是刮风下雨，到练功点从不间断，还要搭上晚上时间学“经文”、撰写“心得体会”、“打坐”，勤练法轮功的几套功法，以此来“消业”。

　　1997年10月19日，法轮功杭州站的辅导员来萧山进行交流，听了“师父”《在美国讲法》中关于吃药问题论述的辅导后，于利伟明白了吃药与“消业”的关系，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如何对待自己的“病业”。回家后，于利伟扔掉了吃了整整七年的强的松。从此于利伟的“消业”反应不断，全身发痒还伴随骨头痛，使其难受得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每天吃不到二两稀饭。但他依然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不错，身体状态明显好转，继续坚持每天到练功点练功。紧接着他脸上出现了像鱼鳞一样的东西，褪掉一层又出一层。到了冬天，于利伟一双手指肿得很粗，指关节处都裂开了，他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消业”机会，是“师父”在考验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于利伟的父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他停上练功，上医院去看看，赶快恢复吃药。于利伟却以“法轮大法在净化我身心”的说法拒绝了父母的关爱。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于利伟认为练法轮功不打针、不吃药，可以治百病，这么好的功法到哪里去找？因而对政府的取缔做法抵触情绪很大。2000年4月、7月，在李洪志走出去“弘法”能“上层次”、“圆满”的蛊惑下，于利伟拖着病躯，两次乘火车上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

　　2002年1月中旬，于利伟的红斑狼疮病情恶化，从左半边脸、脖子至肩膀上为止，出现了一大片红色小泡，右半边脸都成紫黑色，还时常伴随着高烧。于利伟还是不听家人的劝说，拒绝上医院治疗，坚持练法轮功，就这样拖了近10天，终因身体极度虚弱而动弹不得。于利伟的父母只好叫来其两个兄长，强制将他送入萧山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该院医生一看其病情就埋怨家人不负责任，质问为什么不及时上医院救治。了解真相后，医生对于利伟提出了忠告，像你这样的病情，再不及时医治，恐怕没几天人好做，梦想成“神”的日子不远了。

　　在住院治疗期间，于利伟瞒着医生和家人将药扔进卫生间冲掉。他向家人和医生反复说：“练功能自动消灭病和‘业力’，吃药治疗只是把‘业力’压了回去，不能真正清理身体。”2月10日，于利伟不顾家人的极力阻拦和医生的劝告，自行离开医院。3月23日，于利伟在家中死亡，时年36岁。

刘群英修炼法轮功自杀身亡

刘群英,蔡甸区粮食局职工。是在1999年4月开始练的法轮功，那年她39岁，身体很健康，人也长的漂亮。她练法轮功并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看到身边的人有的被提拔重用，有的下海赚了大钱，自己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一般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积蓄，心里总是感到不平衡。听说练法轮功今生就可以“成仙、成佛”，修炼到那个时候，要什么有干什么，于是刘群英抱着试试的态度，跟着别人练上了法轮功。

　　刘群英读过高中，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说会道的她很快和那些功友们打得火热，经常和功友聚会，一起练功，探讨练功心得。听到功友们说练功后层次不断在提高，有的快“开天目”了，有的马上要“圆满飞升”了，说的刘群英心花怒放了，迫不及待地想快点跟上并超越功友。

　　就在这时，国家依法取缔了邪教法轮功，刘群英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成仙、成佛”的美梦即将破灭，她很不甘心。于是，她表面上应付单位的领导和亲友说自己没有练功了，暗地里却一直在和功友往来一起练功。

　　家里人知道她还在练法轮功，但见没啥违法的活动，也就不再追问她了。

　　此时的刘群英练功更加勤奋、刻苦，一本《转法轮》不晓得被她反复地背、读了多少遍，为了提升自己的功力，她经常练功打坐打到四肢发麻都不休息。

　　尽管刘群英练功如此用功，但是并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功力”有多大的提升，也没有一点快修炼“成仙、成佛”的迹象。这样坚持练了大半年，刘群英开始着急了，当初听功友说的“开天目”，“圆满飞升”怎么离她这么遥远，刘群英感到十分困惑、迷茫，家人时常看到她在家里发呆。

　　就在这时，有功友告诉她，说“师父”要求弟子到北京“弘法”、“护法”，只有到北京才能提高“层次”和“功力”，那里是最好的“圆满升天”的场所。

　　听说到北京就可以实现“成仙、成佛”的美梦，一心准备“圆满、成仙”的刘群英在2001年1月28日清早，带上自己制作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独自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北京后，她刚一下火车就被当地警方请到了办公室。刘群英的单位领导得到刘群英在北京的消息后，很快将她接了回来。虽然单位领导、反邪教志愿者对刘群英进行了多次帮助和挽救，但是痴迷“成仙、成佛”的刘群英哪里听得进去半句话。在她看来，只要坚持修炼下去，肯定能“成仙”，要是半途而废，“师父”李洪志说过要将“叛徒”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形神俱灭，永不超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群英为了弥补北京“弘法”的失败，她在功友的安排下，半夜三更步行十几里路，跑到其他小区去散发法轮功传单。她经常秘密地和功友聚会，单位也不去了，一外出就是三五天，偶尔回到单位见到同事就说：我马上要修炼成正果了，将来我“成仙”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大家看到她这样也不把她当正常人看待，笑着回答一声，谢谢！算是应付了。刘群英还一本正经地说：“‘放得下生死就是佛，放不下生死就是人’，这就是你们人和我们神仙的区别。”

　　家里人劝她不要再练法轮功了，她居然当着家里人说：“比我层次低的功友都被‘师父’安排到了‘天国’，我再也不能落下了，机会失去就不会再有了。”

　　姑妈刘想姑也劝刘群英不要对法轮功这么痴迷，没想到刘群英不屑一顾地说：“不要以为你是长辈我就听你的，告诉你我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没有亲人的。用不了多久，我就要舍去这身皮囊，做一个逍遥自在的神仙了。”

　　2002年国庆长假后，刘群英再也没回家和单位了，她在国庆节那天和一个外地姓梁的功友一起练功去了。姓梁的那个功友在郊区租了一间旧民房，她们经常在那里练功交流心得。

　　2002年10月10日，刘群英送走了准备回老家的功友，把自己好好的打扮了一番。一心想“成仙”、“成佛”的她真的舍去了她的凡身肉体，带着“飞天成仙”的梦想上吊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当门卫王伟华老人得到消息来到现场的时候，刘群英的尸体已经被人解了下来，放在了房间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刘群英经常看的那本《转法轮》，墙上还有一张李洪志打坐的画像。

　　认识刘群英的人无不叹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就这样成了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殉葬品。

于大姐的悲剧

于大姐全名于慧琴，1946年10月出生，高中文化，广东省广州市人，国企退休职工，她勤劳能干，吃苦耐劳，是单位的会计好手，也是个操持家务的行家里手。丈夫也是国企的职工，收入虽不富裕，但家庭也算是幸福美满。她生前患有高血压、颈椎病、子宫肌瘤等疾病，由于平常注意按时吃药治疗，加上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有规律的适当运动，身体也无大碍。可是这一切，都因于大姐修炼法轮功而发生了改变。

　　1995年5月，年近半百处于更年期的于大姐的一位朋友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并告诉她修炼法轮功可以祛病消灾、强身健体、百病不侵，“一人练功，全家得福”，且修炼到了一定的“层次”还可以“圆满成佛”、“白日飞升”。本来就疾病缠身的于大姐听后，觉得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试试，便抱着强身健体的美好愿望开始修炼法轮功。于是跟着这位朋友到辅导站去听课，到公园、广场里参加集体练功，在家里打坐，还经常与功友交流练功心得，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用于购买大量法轮功的书籍、光盘、录音带，整天捧着《转法轮》如饥如渴地阅读，目不转睛的看着练功录像，如痴如醉地听“讲法”录音带，就连睡觉也背诵《转法轮》。渐渐地于大姐痴迷进去了，那些“法轮功”的“消业”、“白日飞升”、“圆满”等歪理邪说慢慢地潜移默化的、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由于常与功友一起练功，一起交流，再加上练功可以祛病健身的心理暗示作用，她的心情愉悦了，身心也发生了变化，她将这一切的感觉都归功于法轮功的作用，这也使她更加坚信修炼法轮功。

　　自从于大姐痴迷上法轮功以后，原本性格开朗，欢声笑语的她，变成了性格孤僻，少言寡语，不愿与邻居和同事来往，只是一门心思修炼法轮功；原本起早摸黑干这干那勤快的她变成了既不起早，更不会摸黑，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问，一心一意只修炼法轮功；原本一团和气幸福的家庭变成了整天不是吵吵闹闹，就是死气沉沉的，对家里人爱理不理，毫无亲情伦理观，变得自私自利，脾气也暴躁了，动不动就训这个训那个，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关心不屑一顾，只顾修炼法轮功；原本在单位被同事和领导称为人脑胜过电脑，报表帐务精准而勤快的会计好手，却变成了上班不务正业，只顾看《转法轮》且经常魂不守舍算错数的人。家属亲人、单位领导见她如此沉迷于法轮功，大家都心急如焚，经常劝阻她不要再修炼法轮功。但她每次都因此与大家过不去，还骂家人和单位领导是阻碍她练功的“魔”，会得到“师父”惩罚的。不仅如此，一直疾病缠身的于大姐自习练上法轮功后，从来不看医生不吃药更不打针治疗。身体孱弱的于大姐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越来越差了，血压越来越高，子宫肌瘤也逐渐恶化。但她仍坚持练功，并坚信病是“业力”造成的，只要“消业”，病自然就好，吃药打针只会增加“业力”。丈夫多次力劝她到医院检查治疗，甚至跪下求她，她都是嗤之以鼻，死活都不肯，并要以死的方式来抗争。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家人都拗不过她，只好听之任之。

　　1999年7月，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于大姐的亲人和单位领导见到周围许许多多的法轮功练习者都不再修炼法轮功了，都很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她该迷途知返了。谁知她却执意说这是政府黑白不分，是非颠倒，错怪了法轮功，认为“师父”教自己以“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益处的，为什么可以祛病强身的好功法政府怎会宣布取缔的呢，百思不得其解，并愚昧地认为媒体上报道的自伤自残、因拒医拒药导致死亡案例都是假的，是政府在欺骗大法弟子。于大姐还认为，这次政府取缔法轮功同时也是对练功大法弟子的过关“考验”，决不能掉了“层次”。不论家属、单位、社会上的反邪教志愿者怎样苦口婆心做工作，希望她悬崖勒马，不要再受李洪志的蛊惑，远离法轮功时，她不但充耳不闻，听不进去，还破口大骂这些好心人，扬言“谁阻止她修炼大法就与谁过不去，谁就不会有好下场”。

　　然而于大姐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她所谓的虔诚，所谓的不断“精进”、“上层次”，而把“业力”消掉恢复健康，相反在2001年11月10日，由于长时间拒医拒药不及时治疗，加上长期练功体力透支，她身体十分虚弱，精神恍惚，病情也从初期的子宫肌瘤恶化到了子宫颈癌晚期，昏倒在家里，不省人事，被家人送到市肿瘤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子宫颈癌晚期。此时此刻，她顶礼膜拜的“师父”李洪志的“法身”并没有保护她。11月26日，噩运降临她的头上，于大姐子宫颈癌晚期症状导致全身衰竭，心跳呼吸骤停而终结了生命，正值壮年的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仅55岁。

是什么让他家破人亡？

唐伟华，男，1970年8月生，初中文化，家住四川省达县何市镇街道，达县小麦原种场职工。唐伟华的父亲曾是达县小麦原种场的老职工，1988年退休后回到了农村老家安度晚年。唐伟华因“接他父亲的班”，被招进了场里当门卫。1996年经他人介绍与一位贵州籍的姑娘结了婚，次年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由于妻子没有职业，为了给家里增加些收入，1998年妻子便承包了场里的小卖部，经营副食、小百货等生意，空了唐伟华就帮助妻子打理，那时尽管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们夫妻恩恩爱爱，日子过得圆圆满满、甜甜蜜蜜。

　　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初，在场里几位“功友”的引荐下，缺乏鉴别力、一向爱认“死理”的唐伟华开始加入了法轮功习练者队伍，对法轮功宣传的所谓“消业”、“圆满”等邪说深信不疑，进而深陷进去，不能自拔。

　　同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经过场里领导反复做工作，引荐他的那几位“功友”都相继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恶嘴脸，脱离了法轮功组织。而唐伟华对此却大惑不解，仍我行我素，认为练功不仅能够“消业”祛病、强身健体，将来还能“圆满”，怎么可能是邪教呢，他仍旧偷偷地成天“学法”、打坐练功，性格越来越变得孤僻、古怪，家里的事也不再过问，对妻子和儿子也不理不睬，完全像变了个似的。

　　2000年春节临近，人们都在积极筹备年货，准备过一个欢乐祥和、团团圆圆的新春佳节。可唐伟华只是对“学法”、练功“执著”，对过年的事毫不在乎。从早到晚既忙生意又照顾小孩的妻子，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练的什么狗屁功呀？把人都给练神了!这日子还要不要过呀!”说罢，便将他的法轮功书籍扔进了火坑里。面对妻子的异常举动，唐伟华并没有警醒，而是迅速从火坑里将书籍捞了起来，并狠狠地给了妻子一耳光，还厉声骂道：“你这个恶魔，你晓得个球？你还要阻止我修炼，不让我‘圆满’，你要遭报应的，老子今天要除掉你!”说着，他迅速从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疯狂地追砍妻子。幸亏场里的人闻声赶到并极力阻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那以后，妻子成天提心吊胆，有家不敢回，也不再干涉他的“学法”、练功了，便与小儿子一起在狭窄的小卖部里吃住，与他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

　　转眼到了2004年9月初，川东北地区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害，达县小麦原种场严重受灾，妻子经营多年的小卖部也没能幸免，房子、货物都被“洪魔”吞噬了。而在灾害降临前，妻子跑到家里苦苦哀求他，说：“……你就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赶紧帮忙将小卖部的货物转移走吧!”可是，唐伟华却根本不予理睬，仍旧在那里打坐练功，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说：“师父说了，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了。你看，应验吧。我只有加紧修炼，才能救度世人。”原本抱有一线希望的妻子听了他的话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所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带着小儿子毅然决然地回到贵州的娘家……

　　妻子携子出走，丝毫没有让唐伟华潘然醒悟，他更没有到贵州去接回妻子、儿子，仍旧成天一门心思地“学法”、练功。2004年秋，场里职工全部参加了医保，而唯独唐伟华说啥也不愿意参保。场里领导多次跟他做工作，宣传参保后的好处，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信了，不要练了，可他却始终听不进去，还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不会生病的，生病是‘业力’原因，只要虔诚修炼，‘业力’就会自然消除的……”

　　正值壮年时期的唐伟华，本该身强力壮、风华正茂，但由于他长期生活没有规律，身体瘦如枯槁、每况愈下。2007年春季，他偶尔感到自己的肝部隐隐作痛，好心的同事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他却断然拒绝，并对同事说：“我根本就没病，我的肝部隐隐作痛的原因是‘业力’还没消除，只有加紧练功，才能消除‘业力’。”

　　2008年5月，场里组织全体职工体检。经过全面检查，唐伟华被诊断为重度肝硬化。之后，场领导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多次劝他到医院住院治疗，可他却不以为然，仍执迷不悟，说：“我没有病，这是师父在考验我，我能挺过这一关。”

　　就这样，一味相信法轮功能够“消业”的唐伟华，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2009年3月的一天，独自在家里打坐练功的他，由于病情加重、身体极度虚弱，突然晕倒在地。邻居发现后，请来几个同事将他及时送到了医院，可是他仅仅只住院三天，就因病情恶化，不幸离开了人世，时年39岁。

法轮功叫你这样无情

佟晓莹，原是辽矿集团招待所的一名会计。她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女儿吴悦聪明伶俐，那时在本市一所重点初中上学，丈夫憨厚老实，知冷知热，在锅炉厂工作。这要在以前，她家应该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

　　1998年3月的一天，佟晓莹在一次散步时，接触了法轮功。那天晚饭后，她正在自家附近广场遛弯，看到一群人正在练习一种从未见过的功法，队列的前面还有人作着示范。她忍不住也加入进去。事后，她从辅导大家练功的“王姐”那里知道了这叫“法轮大法”，人只要经常习练不仅可以有病不用打针吃药，还可以“成仙成佛”，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佛法”，教人“真善忍”，“师父”是“宇宙主佛”。

　　听说有这样的好事，佟晓莹别提有多兴奋了，她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自己的丈夫，让他与自己一起每天去广场跟着练功。不料丈夫却坚决反对，他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相信神呀鬼呀地。一旁的女儿更是嗤之以鼻，说：“哪有练习几套动作就可以治病的道理，要是那样还建那么多的医院干啥，医生不全都饿死了。”可不管家人怎么反对，佟晓莹始终没有放弃法轮功，每天不仅如期去练功、会功，还把辅导站上送的《转法轮》一遍遍地读个不停。

　　由于过去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的原因，佟晓莹曾有神经衰弱的毛病。特别是在月末、年末时候，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可练习了一段法轮功后，佟晓莹忽然感觉自己神经衰弱的毛病好了许多，晚上睡觉也香了。她心中暗暗高兴，以为法轮功真有神效，决定自己要一直坚持修炼下去，尽快“上层次”，直至“圆满”。其实，这完全是佟晓莹过去不注重锻炼身体和当时“心里暗示”的作用。

　　打这以后，佟晓莹对“学法”、练功越来越痴迷。每天早饭前，她必须默诵两个小时的《转法轮》后再吃饭，到了晚上，别人都在看电视，可她却一个人躲在里屋独自面对李洪志的画像打坐、“学法”。看到自己的妻子成天不管家不顾地的一味习练法轮功，丈夫和女儿终于由默默忍受，开始坚决反对起来。一天，佟晓莹因为在上班期间完全把心思放在习练法轮功上，致使单位财务账目出现纰漏而遭到领导的严厉批评。家人知道后，都劝她不要再痴迷法轮功了。可佟晓莹非但听不进去，还说自己的丈夫是“魔”在阻碍自己“上层次”，家人是“常人”根本不了解“大法”。为此，全家人整个晚上吵成了“一锅粥”。

　　1999年1月，佟晓莹的丈夫因工作单位经济不景气下了岗。原本两个人承担的家庭忽然一下子落在佟晓莹一个人的身上，家庭很快就显得拮据起来。已经快要升入高中的女儿不是今天要卷子纸钱，就是要班费钱。丈夫每天一到这时就总是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可是佟晓莹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不但不闻不问，而且对丈夫连句体贴话都没有，整天沉浸在“法轮世界”里，气得全家人都骂她没心没肺。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佟晓莹的丈夫、女儿非常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佟晓莹终于可以不再习练法轮功了。可是，谁想佟晓莹根本没有不练的意思，反而一再说这是国家不了解法轮功，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因此，尽管她白天不再练功了，晚上却一直坚持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看来，白天的损失一定要从晚上找回来。

　　佟晓莹的丈夫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妻子自迷恋上法轮功后，家里的大事小事一概不管不问，很是苦闷。他每天借酒浇愁，没过多久便患上了高血压。一次佟晓莹的丈夫去浴池洗澡时竟然晕倒在浴池里。谁想当佟晓莹闻讯后赶到医院，对人讲的第一句话，竟然说这是丈夫反对法轮功的报应。在场的医护人员纷纷说佟晓莹是练功练昏了头。

　　2001年5月11日，佟晓莹听人说“师父”又有新的“指令”，让弟子“护法”、“弘法”，就决定与当地法轮功人员去北京，她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到“师父”指引和架设的“天堂之门”接受“师父”的考验。那天当她临走出家门的时候，尽管躺在床上的丈夫眼里充满了愤懑与悲痛，她还是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佟晓莹在去北京“护法”的第四天，就被单位派人带回当地。此时，佟晓莹的女儿已经上了高中二年级，面对家中有病的父亲和整天痴迷法轮功“魔怔”的母亲，孩子心里受到极大打击，学习成绩开始不断下滑，最后竟然整天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厮混。2002年7月7日，孩子一度离家出走。而佟晓莹却根本不顾这些，她坚信“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她声称自己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不断追求“上层次”，力争早日“圆满”，什么丈夫、女儿这都是“常人”，自己“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

　　2003年3月，佟晓莹丈夫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连行走都有些困难了，邻居见佟晶莹不在家，把他送到辽矿医院，诊断为脑栓塞。可佟晓莹知道后，不但不让丈夫住院，还反复劝丈夫和自己一起习练法轮功，说她丈夫的病完全是“业力”造成的，如果与她一起习练，“业力”就会消失，病也能很快治愈。佟晶莹之所以反对丈夫住院，是因为怕丈夫影响自己“上层次”。而始终恨透了法轮功的丈夫，一直坚信法轮功是破坏自己家庭的元凶，表示宁死也不习练。每当这时二人总是争吵得面红耳赤。

　　见说服不了丈夫，佟晓莹就加倍练功，虽然有时丈夫因病痛不断痛苦地呻吟，而佟晓莹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李洪志的指令下，她开始偷偷四处串联“讲真相”，十天八天不在家里。2004年8月22日，当外出一周“讲真相”的佟晓莹迈着沉重的脚步赶回家时，突然发现自家的房前屋后围着许多人。原来佟晓莹丈夫不堪忍受执迷法轮功的妻子对家庭的冷漠和无情，对妻子和生活失去信心上吊自杀了。在他临死前留给妻子的信上说：”我知道是法轮功叫你这样无情的，是法轮功拆散了咱们的家！”

　　丈夫自杀后，她的女儿也愤然离家出走。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佟晓莹终于醒悟，可原本那个家已经散了，她的悔悟来得太迟了。直到几年之后，佟晓莹的女儿才最终原谅了她！

何艳华的青春似水逝去

何艳华，女，37岁，大专学历，广东茂港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茂港区羊角镇山和中学当了一名化学教师。

　　1997年10月，何艳华感觉自己身体总是不舒服，经常感冒发烧，后来又有点妇科炎症。正在烦恼的时候，有人给她推荐了一本《转法轮》，还向她宣扬，“法轮功能‘消业治病’，有病不用吃药打针；修炼‘精进’了，还能‘成仙成佛’”。她信以为真，急于摆脱病魔的困扰，开始修炼法轮功。

　　为了练功，何艳华省吃俭用省下钱购买了《法轮大法义解》等十几本书籍。经过一周反复阅读，书中修炼的内容让她原先百思不得其解的各种问题都找到了答案。李洪志所标榜的“真、善、忍”、“做好人”的理论让她笃信不已，内心充满对李洪志的崇拜和感激。很快，何艳华便沉迷在修炼成仙的梦境之中。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何艳华就到校门外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有时还在教师宿舍偷偷“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感觉病情都有了好转。她错误地认为这“都是练习法轮功所产生的奇特功效”。其实每天坚持锻炼，对疾病恢复本身就有好处。而李洪志把生病说成是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吃药打针是不能“消业”的。这显然是违反科学，有悖常理的歪理邪说，但当时何艳华竟然深信不疑。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寻医问药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对此，何艳华内心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这么好的能够“救度世人”的“宇宙大法”怎么能是邪教呢？正在犹豫时，她在法轮功网站上看到李洪志在“经文”中说：“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挑大梁，站出来“护法”、“正法”。于是，她串联社会上的功友趁夜深人静之际，到处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向人们“讲真相”。

　　学校领导多次找何艳华谈话，母亲和姐姐苦口婆心规劝，可当时何艳华早已深陷在虚幻的“法轮世界”里，认为这些就是李洪志所说的：“修炼的人身边总会有许多干扰，是对我们的考验，只有排除‘魔’的干扰，才能‘再精进’。”所以，只要学校领导和同事劝何艳华不要参与法轮功的活动，她就和他们辩论，痛诉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只要母亲、姐姐和她谈论法轮功，她就用断绝关系来对付；学校为了挽救何艳华，专门联系反邪教志愿者来教育开导她，但她仍然执迷不悟，用绝食、自杀相威胁。她反复向家人说：“你们这些常人懂什么？我这是在度你们，等我修炼‘圆满’了，把你们都带到我的天国享福，你们现在不让我练，将来我怎么能‘圆满’？”

　　此外，何艳华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点也不在乎。练功之前，何艳华在市区结识了茂南区的一名男子，并与之恋爱，感情很好。男友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自从她迷上了法轮功，一切都变了。男友多次劝她别再练法轮功了，但是她一句也听不进。男友一气之下与她分手，可她一点不后悔。因为“师父”说了，练功人要放下“名利情”，才能上“层次”、“修圆满”，何艳华就这样生生断掉了这份恋情。

　　之后，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何艳华也曾经遇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男孩子，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她不但不会高兴，还会立刻紧张起来，赶紧“发正念”灭掉男女之情、色欲之心，不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她的心中牢牢地记着李洪志的告诫：“只有放弃人间的一切情爱和欲望，才能上层次，才能达到最高境界”，“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那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看着父母为她的婚事操心，她却一点也不着急，反而觉得他们是在添乱。

　　自视甚高的何艳华，一直以为自己追随的是“人间大法”，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如今，想到自己荒废的事业、虚度的青春，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到委屈。现在每当有人谈起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出息、如何如何有能力、日子过得如何如何好，她就很懊恼。从20多岁到30多岁，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她全部奉献给了“法轮大法”、奉献给了李洪志，可是她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痴长的年龄，连年奔波的辛苦，何艳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事业有成的时候，她依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

　　就这样，法轮功荒废了何艳华的青春。

荒唐事见证邪性

詹炜是中国移动通信湖北应城市公司的职工。十年前，因痴迷法轮功的修炼“圆满”而亡，他“走”的时候，年仅31岁，同事、同学及左邻右舍无不为之叹惜。

　　詹炜走了，可他修炼中的一些荒唐事，留给世人诸多思考，也见证了法轮功的邪性。

　　荒唐事一：为“消业”，他不再吃药治疗。詹炜生于1971年5月12日，自幼性格比较内向、孤僻，属于那种体弱多病但却敏感多疑却很聪慧的体质类型。由于聪明好学，詹炜从小学到高中，各科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90年7月，詹炜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通讯工程专业学习。1993年下半年，本科在读的他报考研究生时未能如愿，又因与其初恋女友性格不合而分手等原因，在考研失败与失恋的双重打击下，詹炜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因不能正常学习，不得不休学回家接受治疗。半年时间里，在医生的用药治疗和家庭父母的亲情关爱下，詹炜身体明显康复，后回校一边用药治疗一边继续坚持完成学业。

　　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组织上照顾安排，詹炜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转业到原应城市邮电局（后改制为邮政局、电信局、移动通信公司，詹炜留在了效益较好的移动通信公司），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坚持吃药治疗，身体健康状况逐步有所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詹炜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痴迷不悟不能自拔。

　　修炼法轮功前，他还能按照医生约定时间定期到医院检查、服药治疗，领导所安排的较为轻松的工作任务基本能如期完成。受李洪志“消业”、“增长功力”、“升仙”、“圆满”、“上层次”等邪说迷惑，修炼法轮功不久，他擅自作主，悄悄地开始停止用药。由于坚持有规律的锻炼，身体也曾出现过短暂好转的兆头。他自以为“得法”，从此他坚信“消业”理论，放弃了定期检查和服药治疗。还逢人炫耀宣扬“我现在练功练的不吃药身体变好了。”然而，正是这害人的“消业”理论为他埋下了死亡的祸根……

　　荒唐事二：为“做好人”，他认为单位发的福利影响了他“上层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才能良性生存循环下去的。但詹炜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思想和行为变得与正常人大不一样。

　　1996年下半年，邮电局改革一分为三时，詹炜及其家人还托人找关系，想办法留在了效益较好的移动通信公司。但自从修炼法轮功、特别是停止吃药后，他的行为举止变得越来越古怪，口里总是在小声地不停地念念有词，说什么“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人类社会是一个烂苹果”，他要视钱财为粪土，等他“修炼圆满”了，逃离这个可怕的地球，飞升到“极乐世界”，“要什么有什么！”

　　有两件事情他们印象最深：一是1997年10月间，单位发加班费通知他时，他一反常态说：从今往后我再坚决不要加班费！有人问为什么？他说：要这些东西影响我们往“高层次”上修炼！听了他的话大家反而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几个月不领加班费，财务科不好做帐，出纳会计只好叫同事代签字后送到他家里去交给他的父亲或者母亲。第二件事是1998年的“6.1”前后，单位按照往年的惯例发放暑期用的草帽、毛巾等等，同事顺便给他带来时，他态度生硬地坚决不要，并说：请你不要影响我的修炼，我们“师父”有规定，拿了这些不应该拿的东西，是永远不能“上层次”、不能“圆满”的。同事听不懂他说的“上层次”“圆满”是什么意思，只好把东西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忽”地站起来，生气地一把抓起草帽、毛巾等送还到财务科，并大声叫骂“你们这些常人,想害我……”这些与众不同的言行，叫同事们哭笑不得。

　　荒唐事三：不“圆满”，不完婚。詹炜在大学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征后，为了治好他的病，医生曾嘱咐他的父母亲，在詹炜病情略微好转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填补他的感情创伤，转移他的感情注意力，对其恢复健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老大不小的他，就是不同意，说不能为“情”所困，要排除一切杂念，去掉所有“执著”。

　　于是，詹炜的母亲（也是法轮功痴迷者），心生一计，她按照“师父”“男女双修”的“理论”，帮儿子找了一位本地修炼法轮功的女子杨某，詹炜这才勉强同意。然而，正是由于这个阴差阳错的爱情，不断没有使詹炜精神分裂的病体得到康复，反而过早地逝去了年轻的生命。

　　与杨艳红“双修”后，詹炜练功比以前更“精进”了，一对“志向相同、爱好一致”的恋人，除了交流修炼体会，还经常参加集体“弘法”，为接受“师父”的考验，快速“消业”、“长功”、“上层次”，早日“升天”、“圆满”，他俩不惜用生命为“师父”“护法”、执着地“讲真相”，甚至把年轻的生命置之度外。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邪教法轮功后，单位的领导、同事及社区工作者对其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照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挽救工作。詹炜的父亲是本地很有声望的老干部，为了帮助儿子早日摆脱法轮功的精神控制，苦口婆心、夜以继日做了不少劝说工作，要他遵照医嘱坚持吃药治疗：“就是要练功，也不要把药停下来。”但因詹炜思想极度痴迷，认为吃药影响“消业”，影响“上层次”。常常趁父亲不注意，就外出与法轮功骨干人员联系。在法轮功骨干成员的蛊惑、煽动下，詹炜和杨某成天四处奔波张贴法轮功传单、外出“讲真相”，以此来“上层次”……

　　即使是这样，单位和社区仍然没有放弃他，社区工作者仍然不辞辛劳地上门看望，给予了仁至义尽的关怀，单位则准许其带薪在家里休息治病。可能是受法轮功精神控制中毒较深，也可能是抵挡不住法轮功骨干成员的挑唆、煽动，詹炜在带薪休息治病期间，仍然“坚修大法”，继续公开“护法”，散布邪教宣传品，在本地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如此反复，一家人被法轮功闹腾的不得安宁，他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对街坊、邻居说：“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原本好好的，都叫这个法轮功闹腾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为了能使其转移注意力，詹炜的父亲决定用“结婚、生子”来帮助儿子摆脱法轮功的纠缠。父亲先后两次选定了的结婚日子，但都被詹炜、杨某以各种理由搪塞、推掉，甚至用“绝食”来抵制父亲的婚期安排。加上其母亲也从中作梗，“修炼不‘圆满’、不‘上层次’不能完婚”，一向精明强干的父亲孤掌难鸣，无可奈何。

　　由于长期未按医嘱吃药治疗，再加上经常绝食，詹炜身体越来越虚弱，“圆满”“升天”的“信念引导”却使他精神上过度亢奋，常常胡言乱语，有时半夜三更起床呼喊口号“法轮大法好”、“我快要上层次了”、“你们不要阻拦我，我马上要圆满了”……闹腾得一家人及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2002年1月23日中午1点30分左右，老父亲看到儿子满嘴胡话，身体过于虚弱，赶忙拨打“120”急救中心。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人员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詹炜的家中对其进行检查、抢救，但终因其长期未能正常进食造成营养不良，致使身体各器官功能衰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九泉下的冤魂

每当提到自己故去十几年的好友曹少华。葛本璐就老泪纵横，他为他当年做的一件错事而后悔。葛本璐退休前是长岭县财政局一名普通干部。他血压偏高，并显出严重的脑出血症状。

　　曹少华是葛本璐的老友，比葛本璐年长5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县党政机关学历最高、凤毛麟角的人物，退休前是县农机局原副局长，在社会上人脉好，影响力大，并且曹少华也患有轻微脑出血。两人一天的生日。他们从4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过生日，一晃都二十来年了。俩人无话不说，交情甚笃。

　　1997年4月，葛本璐受他的初中老同学刘大姐影响，练上了法轮功。后来葛本璐了解到刘大姐那么迫切地拉葛本璐练功，是为了让他把好友曹少华发展到法轮功习练者的行列。

　　葛本璐想找老朋友练练功强身健体，也是好事。葛本璐答应刘大姐,说服自己的好友曹少华加入法轮功的行列。葛本璐找到曹少华，他把自己对法轮功了解到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只要练好法轮功，就能包医百病，上到一定“层次”还能“成仙成佛”。曹少华对此发生质疑，他说练练功，舒筋活血强身健体倒是无可非议，可法轮功神奇到包医百病的程度是不是言过其实了？经曹少华如此一说，葛本璐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不着边际。

　　葛本璐遭到婉言拒绝后，刘大姐责怪葛本璐，你是大法的真修弟子，这么点事儿咋就办不来呢？刘大姐显得很失望，对葛本璐说：“老同学啊，凡事你应该多动动脑子，不能老一条道跑到黑。为了救世为了尽快让世人接受大法，特殊时期咱们要采取特殊办法。”刘大姐附耳对葛本璐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葛本璐有些犹豫，刘大姐又说：“没有什么不好，咱们主要是为了他好，更为了‘消业’、‘上层次’。”葛本璐于是就听信了刘大姐的话。

　　当天下午刘大姐带着葛本璐马不停蹄，找来一个录像师，分别在几个功友家导演一出访谈式的录像节目，几个功友很快入戏，各个都成功地扮演了“身患重病”通过习练法轮大法“病患消除”的典范。

　　几天后，葛本璐拿着录像带来到曹少华家，开门见山地说，老哥啊我这几天感觉可明显了，血压基本正常了，脑袋可清晰了，看来这法轮功还真了不得，真治病啊。随后他就给曹少华放那个录像。曹少华看着录像，没说什么。葛本璐看老友曹少华还是不信，当即掏出手机接连打几个电话。半个小时后，刘大姐和几个在录像中出现的“脑出血患者”相继来到曹家，几人争先恐后，现身说法，讲述了法轮功的神奇医疗效果。曹少华终于被说动了，从那一天他彻底消除疑虑，加入法轮功习练者队伍，执着地走在通往“圆满”的路上。

　　曹少华真正消除了质疑，葛本璐反倒有些不踏实，劝说好友强身健体原本无错，可是刻意编造谎言制造假象，让挚友成为功友，葛本璐心里感到不安。更让葛本璐意想不到的是，曹少华经过一段练功之后，对法轮功居然十二分认可，他的“业绩”也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本地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他带领大家每天练功，尤其在发展功友方面简直是一呼百应。

　　葛本璐心里七上八下，曹少华原本是由他们欺瞒入局的。没想到曹少华竟然对法轮功这么快就达到痴迷程度。葛本璐暗地里打探曹少华，老哥你现在还服不服药啊？曹少华满不在乎地说不用了，练法轮功不能吃药，不然就削弱功力了。

　　1999年4月，葛本璐发现曹少华眼睛充血，瞳孔有些缩小，对曹少华说，大哥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曹少华拍了一下葛本璐的肩膀，说老兄弟啊，去医院就是对“大法”不虔诚。不瞒你说，咱大儿子在上海给我买来两千多元的药物，全家人每天都监督我吃药，我都当着他们的面把药服下去了，其实我喝下去的是水，我把药攥在手掌里了，随后扔到外面的垃圾箱了。老伴每天看药瓶里的药量都是按照说明书上说的在减少，她们一点都没看出来我在作弊，你看大哥对大法对师父心诚不心诚？

　　葛本璐真想对曹少华说出实情，他病情好转绝不是练法轮功练的，那几个在录像里现身说法的人都是特意安排的，那是一场欺骗。他到底没有说出口。只是劝说老友，练功与服药得相结合。因为眼睛充血、瞳孔缩小是脑出血病情加重的征兆。曹少华说我能感觉到腹部有“法轮”在转了，那法轮一转，百病消除，如果连这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你就白练一回法轮大法了。

　　葛本璐劝说曹少华的事儿不觉被刘大姐等很多功友知道了，大家纷纷谴责葛本璐，自己对大法三心二意还劝别人怠慢大法，葛本璐这是在增加“业障”！于是，很多功友开始冷落葛本璐，就连老同学刘大姐看见他也爱答不理了。

　　葛本璐无奈，去外地的女儿家散心。

　　1999年6月8日，葛本璐在女儿家突然接到曹少华家人打来的电话，曹少华病故！医生诊断为由于长期的没有药物治疗，导致脑出血面积扩大引起各脏器功能衰竭而亡。

　　葛本璐一阵天旋地转，曹少华练法轮功之前病情远远没有自己严重，而现在却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葛本璐捶胸顿足，痛悔不跌。老大哥曹少华永远都不知道法轮功是邪教了！

　　十多年过去了，葛本璐、刘大姐等人虽然已经远离了法轮功，可法轮功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阴影却不曾消散。随着岁月的飞逝，他们的内疚与罪过更是有增无减。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忏悔着：老大哥曹少华不是死于病魔与顽症，而是死于一起法轮功人员精心策划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