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班仆人派”为争夺教徒杀人

2005年12月23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了一起邪教为争夺教徒而发生的杀人案，主犯焦见民被判处死刑，郭爱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笔者近日翻阅案卷，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邪教骨干杀人案。
　　一、涉案人员
　　焦见民，男，197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农民，山东省住曹县位湾镇焦楼村。
　　郭爱珍，女，197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板石镇新兴村。
　　石玉琢，男，1967年8月24日出生，满族，初中文化，系大连市金州区长明汽车修配厂厂长。
　　王孝和，男，196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农民，住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石咀屯13号。
　　崔瑞花，女，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系农民，住辽宁省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石咀屯13号。
　　二、犯罪事实
　　焦见民、郭爱珍、石玉琢、王孝和、崔瑞花与李毛兴、孙庆荣、王祥（三人另案处理）系邪教“三班仆人派”成员。2003年1月24日20时许，为发展和控制人员，在李毛兴等人的指使下，焦见民、郭爱珍、石玉琢和孙庆荣、王祥经预谋后，由石玉琢驾车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附近，将邪教“东方闪电”成员孙玉玲劫持到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石咀屯13号王孝和、崔瑞花家中，采用捆绑、殴打等手段将被害人孙玉玲非法拘禁在王孝和、崔瑞花事先准备好的地窖内。2003年2月7日23时许，焦见民、郭爱珍和王祥驾车将被害人孙玉玲从地窖拉至庄河市鞍子山乡高房村东北天屯北大王山，郭爱珍在车内等候，焦见民和王祥将孙玉玲挟持到二人事先准备好的土坑旁，并轮流用双手掐孙玉玲的脖子，后将其扔至土坑内掩埋。经鉴定被害人孙玉玲系机械性窒息死亡。
　　2002年3月间，焦见民伙同沈爱凤、鲍善坤、刘文林、侯宝成、李德常、李广凤在张敏（以上人员另案处理）指使下，经预谋后窜至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堤河岭村樊孙氏家，冒充公安人员将两名邪教“东方闪电”人员劫持后，用面包车拉至山东省曹县位湾镇王泽铺村王培敬（另案处理）家中捆绑，后放在其家中地窖内。次日夜，焦见民伙同鲍善坤、刘存起（另案处理）按照邪教“三班仆人派”头目徐文库的指令，将两名被劫持人从地窖弄出，用三轮车拉至曹县位湾镇焦楼村焦见民家藕地。焦见民和刘村起用铁锹挖坑，鲍善坤负责看守。而后，焦见民、鲍善坤先后将两名被害人推进坑内掩埋。案发后，公安机关于2004年10月1日，在鲍善坤的指认下从上述地点挖出两具尸体。
　　2003年3月间，郭爱珍打电话向孙庆荣报告称，怀疑辽宁省东港市“范师傅”理发店中一名叫谷均忠的男子是邪教“东方闪电”成员。孙庆荣向李毛兴汇报后，得到将此人“处理掉”的指令。孙庆荣电话通知郭爱珍，要派人过去“处理此事”，并要求郭接站、提供住房、车辆、指认地点和对象。同年3月29日晚，郭爱珍伙同孙庆荣派来的夏洪文、刘亚斌（另案处理）经过踩点、认人后，驾驶郭爱珍借来的客货车窜至东港市“范师傅”理发店。郭爱珍在店外等候，夏洪文、刘亚斌进入店内后与谷均忠发生厮打，两人先后用手掐谷均忠的脖子，后强行将谷抬至郭爱珍借来的客货车上逃离现场。当行至丹东至大连公路时，发现谷均忠死亡。三人商定将尸体掩埋。后郭爱珍离开，夏、刘两人将谷均忠尸体掩埋在东港市长山镇大顶村一组居民周云川鱼塘南坝坡下。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夏洪文的指认下，在上述地点挖出谷均忠的尸体。
　　对于上述犯罪实事，焦见民、郭爱珍、石玉琢、王孝和、崔瑞花均供认不讳，同时，又有同案人的供述笔录、证人证言笔录、现场勘查笔录、刑事技术鉴定书，辨认及指认笔录材料等证据。
　　三、法院判决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焦见民为达到邪教“三班仆人派”发展和控制成员的目的，参与两起故意杀人犯罪，致三人死亡，在犯罪过程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依法惩处；郭爱珍参与两起故意杀人犯罪，致二人死亡，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石玉琢、王孝和、崔瑞花非法拘禁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以构成非法拘禁罪。
　　2005年12月23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三班仆人派”骨干焦见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郭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力三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石玉琢、王孝和、崔瑞花有期徒刑各两年。

邪教是宗教市场中的邪恶竞争者

美国宗教社会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提出了宗教市场这一新概念，他认为不同宗教因其竞争力不同而占有的市场份额也不同。[1]这对于研究邪教具有启示性意义。邪教尽管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许多邪教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帜频繁活动，因而具有很大欺骗性与破坏性。从这一角度上可以毫无疑义地说，邪教是宗教市场中的邪恶竞争者。
　　宗教市场客观存在。正如罗德尼·斯达克所说：“宗教的经济进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价格，甚至不是作为为了在天堂的收益而投资的行善。相反，它之所以作为经济研究，是因为当他在个人层面上分析宗教时，它强调的是个人和超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集体层面上，宗教的经济进路则依赖于供应和需求这两个基本概念”。[2]显然，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分析，还是在集体层面上分析，宗教市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宗教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需求，当这种需求扩大到集体，就形成为市场。宗教作为供应方，是为满足需求方而存在。两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便是典型的市场供求关系形态。
　　宗教市场也有真品与赝品的区别。如同一般货物市场，宗教市场也同样存在真品与赝品的区别。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传统正教，在宗教市场中因其世界性名优品牌效应市场占有份额很大，因此就有不少邪教假冒基督教开展活动，频繁作案，成为宗教市场中可恶的赝品。韩国人郑明析创立的“摄理教”系1980年从“统一教”分离出来的一个邪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帜，以所谓“爱的教育”为名招募信徒，在其教理中规定：“上帝允许他与世上所有的女人性交”。他以此为据，大肆玩弄女性。1999年韩国SBS电视台经过周密调查，在专题节目中揭露郑明析传教敛财和玩弄女性的事实。正当韩国警方对郑明析抓捕准备时，他却逃之夭夭，2007年他在中国被捕，这个淫乱教主的罪恶之路走到尽头。[3]正因为宗教市场中存在着与一般市场同样的真品与赝品的区别，因此，如何学习掌握识别真品与赝品的方法，对于宗教市场的需求方即普通宗教信众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邪教争夺市场份额不择手段。传统正教因其对社会的正向作用，一般与国家政权能够相互适应，和睦共处。譬如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五大传统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受到中国的法律保护，合法存在与发展。邪教则不然，因其具有的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等性质决定其对社会的负面作用，遭到法律的禁止，缺乏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邪教在许多国家不被认可，其危害行为受到各国法律追究。譬如美国对“大卫支派”、“人民圣殿教”等邪教的镇压，日本对“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等邪教的打击。[4]因此，邪教往往为掩饰起见，盗用传统正教的旗帜作掩护，暗中开展不法活动。“法轮功”就是这样的邪教，起初打着气功的旗帜，自称“佛家气功”；[5]后来打着佛教的旗帜，改称“法轮佛法”。[6]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邪教不择手段地采取了许多欺骗性方法。许多邪教主将自己打扮成神的模样，吹嘘自己有无与伦比的诸多神通法力。例如“法轮功”邪教主李洪志自称“宇宙主佛”，拥有“隐身”、“定物”、“思维控制”、“搬运”等神通法力，[7]还有强大的“化功”及为他人“开天目”、“下气机”、“下法轮”等神通法力，[8]他还能多次“转世”，[9]还能“在上一个地球上传法”[10]等。由于这种无休止的欺骗性宣传，邪教才能够对部分社会群体产生影响，促使他们委身邪教，从而在宗教市场中占据一定份额，尽管份额不大，但其危害匪浅。
　　邪教对宗教市场具有破坏性影响。在一般货物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的破坏性影响，人皆知之。譬如地沟油、毒奶粉等近年来在中国货物市场上毒害消费者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一般货物市场。邪教在宗教市场中，也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正教的破坏性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普通宗教信众的破坏性影响。邪教尽管打着传统正教的旗帜，却往往对传统正教恶毒攻击。譬如“法轮功”邪教打着佛教的旗帜，自称“法轮佛法”，却对传统佛教大肆诽谤说：“释迦牟尼所在的层次是如来”；“禅宗到今天，什么法都讲不了”；“佛教中的法不能概括整个佛法，他只是佛法中的小小一部分”；[11]“佛教的论述是佛法中最弱小的一部分”等。[12]对于普通宗教信众，正当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能够给他们带来精神的慰籍，然而受邪教欺骗委身邪教的结果，往往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性后果。邪教“人民圣殿教”的信众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教主吉姆·琼斯会让他们以服毒的方式奔赴“天堂”。[13]邪教“恢复上帝十诫”的信众对于教主基布维尔特引导他们以集体自焚方式步入“天堂”也毫无警惕。[14]“法轮功”邪教痴迷者王进东本以为自己清清亮亮做人，绝不会自杀，不料却走上了到天安门自焚的邪路，留下了悔恨终生的残疾。[15]邪教除上述两方面的破坏影响外，对于普通社会民众也具有危害性的影响。例如邪教“奥姆真理教”就将魔爪伸向普通民众，在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16]
　　宗教市场要引入市场准入机制。由于宗教市场与一般货物市场具有许多共同性与相似性，因此宗教市场也有必要引入一般货物市场的市场准入机制，以此对于邪教的泛滥予以有效遏制。一般货物市场的市场准入通过制订相应货物标准的方式实现，宗教市场的市场准入则需要通过相关立法的形式实现。从目前各国的做法来看，大都通过相关立法的形式，譬如法国的《反邪教法》。中国在反邪教立法方面，通过刑法修改和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反邪教的法律规定，为建立健全宗教市场，打击各种邪教活动奠定了基础。
　　总之，对于邪教这一宗教市场中的邪恶竞争者，需要在认清其危害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加以有效遏制，净化宗教市场。

　　附注：
　　[1]《宗教经济学》
　　[2]《宗教经济学》
　　[3]《韩国邪教教主在中国落网》
　　[4]《世界邪教》
　　[5]《中国法轮功》（修订本）
　　[6]《转法轮》
　　[7]《李洪志先生和他所创立的法轮功》
　　[8]《转法轮》
　　[9]《洪吟》
　　[10]《北美巡回讲法》
　　[11]《转法轮》
　　[12]《转法轮》（卷二）
　　[13]《迷幻文化的颓废产物“人民圣殿教”》
　　[14]《邪教真相》（上）
　　[15]《祸国殃民法轮功》（第二辑）
　　[16]《滥杀无辜的奥姆真理教》

关于佛教慈善的若干思考

肯定佛教慈善思想博大精深，资源丰富的同时，不否认其实施能力的欠缺。并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对于充分发挥佛教慈善的作用，改进和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都有着深广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佛教慈善与社会服务"的题中之义。
　　一、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资源
　　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无我慈悲观
　　佛教慈善以缘起、四摄、六度、二无我等为其理论基础，佛教慈善理念具有内涵深邃、覆盖面广、超越时空、亘古常新的特点。
　　（二）修善功德观
　　佛教提倡“持五戒”、“修十善”、“报四恩”、“种福田”，当这些规定形成了积极入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修善功德观，从而为佛教徒乃至普通民众自觉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价值支撑。
　　佛教慈善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其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佛教寺院遍及城乡，往往成为一地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佛教诚信与慈悲济世的社会形象、发达的寺院经济与大量心怀爱心的僧俗信众。
　　二、中国佛教慈善的不足与瓶颈
　　（一）社会形态的制约
　　佛教慈善要求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在具像的、资源有限的、各种等级和藩篱重重，甚至充满对立的世俗社会，要予以落实，还是困难重重的。
　　（二）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制约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其中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虽然佛教、道教也曾盛极一时，甚至举国崇奉，但从来也没能撼动王权大于神权的现实。
　　（三）佛教的价值取向与信众素养的制约
　　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自身，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1、佛教是一种出世导向型宗教，更多的注重自身修养及离世修行，而对民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与需求，理解和关注不够。
　　2、僧人脱离社会生产，寺院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占的，这些因素从客观上和主观上大大限制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三大语系佛教无不如此。
　　3、慈善事业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大批具备高度热情、品德高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当代尤其如此。这是寺院所欠缺的。
　　三、当代大陆佛教的慈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佛教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新中国建立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宗教活动减少，宗教资产的大幅萎缩，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逐渐被国家或集体的相关部门的职能所取代。
　　（二）1959年到1979年。佛教界的慈善公益事业也近乎停顿，只有局部地方的一些佛教徒个人默默地救助鳏寡孤独，或为人治病，或进行植树活动。
　　（三）1980年到现在。1990年初以来，以建寺为主，1990年初到现在，佛教慈善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四、佛教慈善的定位与特殊作用
　　（一）佛教慈善的定位
　　1、佛教慈善是一种宗教性慈善
　　（1）佛教慈善，必然要遵循佛教的理念和相关规定进行，如此才能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
　　（2）佛教慈善，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引导佛教慈善更好更快地发展。
　　2、佛教慈善的构成
　　佛教慈善理论基础为"四摄法"。"四摄"是大乘菩萨摄受、救度众生时所应坚持的四种方法，也完全可以作为佛教慈善的四大途径。
　　（1）布施。可分为三种：财施、法施、畏施。佛教要求信徒行布施时，心行平等，不求回报，甚至要做到无相布施。
　　（2）爱语。爱语，包括和颜悦色地对他人说柔和语、调解语、关爱语，善言慰喻，这也是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士应该具有的基本心态和技巧。
　　（3）利行。修菩萨行的人，做事、说话，存心动念，都要以利益众生为出发点，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还要广学各种知识技艺，不断提高利益众生的能力。
　　（4）同事。即与帮助的对象同止同作，同学同修，这样可给予对方以恰到好处的帮助，对方也更愿意接受帮助和指导。
　　（二）发挥佛教慈善的特殊作用
　　1、佛教界自身的突破
　　（1）应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在出世与入世的取向上找到最佳结合点，达成合理的平衡。
　　（2）寺院作为修行道场，既可获得十方善信的捐助，又能通过宗教服务创收还享受着国家免税等政策的扶持。
　　（3）设立慈善功德会或慈善基金会等，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下募集善款，组织志愿者。同时，要大力培养专职或兼职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才。
　　（4）佛教慈善具有普世性、超越性、互动性。要突显这一特色在广度、高度、深度上下大功夫。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佛教慈善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2、突出佛教慈善的特点，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1）佛教界不仅自身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广泛宣传，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使广大民众从中获得佛教利益。
　　（2）佛教慈善是一种立体慈善和双向慈善。佛教界在这些方面特别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极力避免没有互动的、单纯的捐钱捐物。
　　（3）佛教慈善作为一种宗教慈善，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与胸怀，佛教慈善在这些方面同样要争取有关政党和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
　　（4）佛教慈善，要注意处理好与政府、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以及其它宗教慈善组织的关系。

关于佛教慈善的若干思考

肯定佛教慈善思想博大精深，资源丰富的同时，不否认其实施能力的欠缺。并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对于充分发挥佛教慈善的作用，改进和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都有着深广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佛教慈善与社会服务"的题中之义。
　　一、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资源
　　佛教慈善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无我慈悲观
　　佛教慈善以缘起、四摄、六度、二无我等为其理论基础，佛教慈善理念具有内涵深邃、覆盖面广、超越时空、亘古常新的特点。
　　（二）修善功德观
　　佛教提倡“持五戒”、“修十善”、“报四恩”、“种福田”，当这些规定形成了积极入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修善功德观，从而为佛教徒乃至普通民众自觉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价值支撑。
　　佛教慈善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其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佛教寺院遍及城乡，往往成为一地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佛教诚信与慈悲济世的社会形象、发达的寺院经济与大量心怀爱心的僧俗信众。
　　二、中国佛教慈善的不足与瓶颈
　　（一）社会形态的制约
　　佛教慈善要求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在具像的、资源有限的、各种等级和藩篱重重，甚至充满对立的世俗社会，要予以落实，还是困难重重的。
　　（二）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制约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其中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虽然佛教、道教也曾盛极一时，甚至举国崇奉，但从来也没能撼动王权大于神权的现实。
　　（三）佛教的价值取向与信众素养的制约
　　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自身，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1、佛教是一种出世导向型宗教，更多的注重自身修养及离世修行，而对民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与需求，理解和关注不够。
　　2、僧人脱离社会生产，寺院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占的，这些因素从客观上和主观上大大限制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三大语系佛教无不如此。
　　3、慈善事业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大批具备高度热情、品德高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当代尤其如此。这是寺院所欠缺的。
　　三、当代大陆佛教的慈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佛教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新中国建立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宗教活动减少，宗教资产的大幅萎缩，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逐渐被国家或集体的相关部门的职能所取代。
　　（二）1959年到1979年。佛教界的慈善公益事业也近乎停顿，只有局部地方的一些佛教徒个人默默地救助鳏寡孤独，或为人治病，或进行植树活动。
　　（三）1980年到现在。1990年初以来，以建寺为主，1990年初到现在，佛教慈善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四、佛教慈善的定位与特殊作用
　　（一）佛教慈善的定位
　　1、佛教慈善是一种宗教性慈善
　　（1）佛教慈善，必然要遵循佛教的理念和相关规定进行，如此才能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
　　（2）佛教慈善，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引导佛教慈善更好更快地发展。
　　2、佛教慈善的构成
　　佛教慈善理论基础为"四摄法"。"四摄"是大乘菩萨摄受、救度众生时所应坚持的四种方法，也完全可以作为佛教慈善的四大途径。
　　（1）布施。可分为三种：财施、法施、畏施。佛教要求信徒行布施时，心行平等，不求回报，甚至要做到无相布施。
　　（2）爱语。爱语，包括和颜悦色地对他人说柔和语、调解语、关爱语，善言慰喻，这也是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士应该具有的基本心态和技巧。
　　（3）利行。修菩萨行的人，做事、说话，存心动念，都要以利益众生为出发点，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还要广学各种知识技艺，不断提高利益众生的能力。
　　（4）同事。即与帮助的对象同止同作，同学同修，这样可给予对方以恰到好处的帮助，对方也更愿意接受帮助和指导。
　　（二）发挥佛教慈善的特殊作用
　　1、佛教界自身的突破
　　（1）应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在出世与入世的取向上找到最佳结合点，达成合理的平衡。
　　（2）寺院作为修行道场，既可获得十方善信的捐助，又能通过宗教服务创收还享受着国家免税等政策的扶持。
　　（3）设立慈善功德会或慈善基金会等，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下募集善款，组织志愿者。同时，要大力培养专职或兼职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才。
　　（4）佛教慈善具有普世性、超越性、互动性。要突显这一特色在广度、高度、深度上下大功夫。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佛教慈善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2、突出佛教慈善的特点，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1）佛教界不仅自身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广泛宣传，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使广大民众从中获得佛教利益。
　　（2）佛教慈善是一种立体慈善和双向慈善。佛教界在这些方面特别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极力避免没有互动的、单纯的捐钱捐物。
　　（3）佛教慈善作为一种宗教慈善，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与胸怀，佛教慈善在这些方面同样要争取有关政党和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
　　（4）佛教慈善，要注意处理好与政府、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以及其它宗教慈善组织的关系。

无法释怀的伤痛

老肖，名叫肖病辉，现住广州市，祖籍河南，从事个体经营。原本有一个幸福、殷实的家庭，老伴和他一起经营一家饭馆，女儿聪明、乖巧，可因为他痴迷法轮功，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98年，当时会做一手好菜的老肖，饭馆开得很火，可由于自己不注意正常饮食，患上了胃病。虽然钱挣了不少，可这身体让老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正在这时，一位朋友告诉他法轮功能治百病。老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练起了法轮功。练了一段时间以后，老肖感觉胃疼减轻了不少，为此他特别感激李洪志，觉得他是“神人”，创立了法轮功，可以不去医院就能治病，太神了。就这样，老肖迷上了法轮功，再也没心思经营他的饭馆了。
　　那时老肖的女儿正上初中，他觉得“常人”的知识太“低层次”了，坚决不让女儿再上学了，一心想让女儿跟着他一起学练法轮功。妻子觉得不太对劲，就背着老肖把女儿送回河南老家上学去了。当老肖知道以后，责骂妻子见识短，耽误了孩子，说什么“只有修炼法轮功才能学到好的东西，天天上学学‘常人’的东西，那是‘低层次’的东西，不学也罢。”老肖逼着妻子把孩子带回广州，妻子不理会他，他就自己亲自回河南把孩子接了回来。就这样，原本聪明上进的孩子，被老肖给耽误了。虽然被老肖带进了法轮功，但女儿却觉得法轮功很枯燥，多次跟她妈妈说要回去上学。为了孩子，老肖的妻子这一次把孩子送到她姨娘家，在那儿孩子得以继续读书。
　　由于妻子不支持老肖练功，更不让他知道孩子在哪儿，使得老肖甚为恼火，他以妻子欺骗自己为由，怎么也不跟妻子过了，饭店也关了门。起初妻子好言相劝，告诉老肖练功不能当饭吃，要好好过日子。可是，老肖觉得妻子是“常人”，不配和自己继续做夫妻。1999年初，老肖干脆搬出了家，自己到饭馆去住了。妻子觉得老肖是在赌气，过些日子就会回到家里。可没想到的是，半年过去了老肖仍是不肯回家，妻子去看他，他也不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妻子对老肖说，“你看国家都说法轮功不好，快放弃练功回家跟我一起过日子吧！”可老肖觉得自己已经放下了“名利情”，修的“层次”很高了，再坚持一下就能成“神仙”，所以不论妻子怎么说，他都不理。没办法，妻子去了她妹妹家，顺便看看女儿。尽管离开了老肖，但是善良的妻子还是放心不下，一个月以后老肖的妻子又回到了广州，看着不食人间烟火的老肖，妻子很是为难。本想找人帮忙一起劝说老肖，没想到这下彻底惹恼了老肖。1999年10月，老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广州，一连四年没有消息。
　　妻子为了找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可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女儿高中毕业以后，老肖因为在外地散发法轮功传单被抓了现行，妻子这才有了老肖的消息。由于几年来妻子一直为老肖牵肠挂肚，寝食难安，所以，在老肖回到家里不久妻子就病倒了。当时痴迷法轮功的老肖阻止妻子去医院，还说妻子只要支持法轮功，就会“化险为夷”。女儿觉得父亲很不可理喻，就独自把母亲送到了医院，没想到老肖的妻子已经患了肝癌晚期，医生说这种病多是积气郁闷的结果。在医院住了不到两个月，老肖的妻子就永远地离开了，临走时还挂念着老肖。可老肖觉得这是妻子反对法轮功的“报应”，不但不伤心，还一副得意的样子。
　　2003年年底，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老肖终于摆脱了法轮功，从泥潭中醒悟过来。然而，失去了妻子的老肖再也找不回原来的幸福了。尽管现在老肖的饭馆生意不错，但是妻子的离世至今都让他无法释怀。

一大伤心事

6月10日法轮功网站发表了李洪志的“助师”“新经文”，与其说是在教育弟子，倒不如说是自己在大倒苦水，向弟子和“常人”诉苦。
　　李在“助师”中称：“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有一部份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的这事师父应该这么做、这事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容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讨另外的做法依据。”
　　李在这里使用了“长期以来”、“部分学员”等时间概念和数量概念。从这两个概念上看，一是法轮功弟子对“师父”的不敬、不听“师父”的话、“消极对待”“师父”安排的事和“想改变师父的想法”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了，是“长期以来”就是如此的了。二是“想改变师父的想法”的“学员”不是个别，而是“部分”。于是，“李大师”气愤地怒斥弟子说：“作为学员，要助师正法，只能怎样圆容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容你人的想法呢？”
　　当然，怒斥又有何用呢？挺多从嘴上解解一时之气，“长期以来”、“部分学员”这样的种种表现，早已注定让李洪志伤透顶了！

“集资”事件

从2007年以来，法轮功内部的集资现象呈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到2011年，规模较大的法轮功内部“集资”事件多达数十起，涉及河南、江西、上海、北京、四川、辽宁、黑龙江等多个省市，金额高的达到数百万元，少的也有几万元。下面是根据法轮功网站的消息统计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集资”事件：
　　——郑州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刊登的一篇《就目前在郑州出现的两个乱法的问题与同修交流》中提到：“有个别学员在部份同修中搞集资，说是‘明慧网’的同修办‘明慧网’非常艰难，把自己的住房都卖了。还说层次高的才让参加集资，层次低的不让知道。”
　　——吉林延边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提到：“最近延边地区有些学员以建立大法资料点为名，在大法弟子中筹钱，但实际并不是为了建立资料点，实质是打着建立资料点的旗号集资。有些学员已经给这些学员一些钱。”
　　——武汉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文章《揭露武汉地区还在继续的乱法现象》中提到：“近来武汉地区有少部份人在学员中游说、鼓动，准备集资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设备大量印刷所谓的‘大纪元报’，以此替代《九评》等其他真相资料。此事在当地学员中引起了较大波动。”《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又提到：“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有两个中年女人说是姑嫂俩冒充大法弟子的名义伙同特务在大法弟子中集资骗钱。”“通过开会的形式，说是要建一个什么东西，变相的要求被他们拢着的人交钱，说每人10000元人民币，越多越好，这时也没有人出来说不准集资的话了。到后来就是逼着别人交钱，甚至要别人卖房子捐钱，目前被骗去的钱已达七、八十万人民币。目前他们一伙已发展到80多人。”
　　——江西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一篇《和江西省大法弟子紧急交流》的文章提到：“他们……打着一切为了大法的旗号广泛集资，迷惑了周围在法理上认识不清的同修。有许多学员听说后甚至拿出了自己家中全部的积蓄，给他们做什么所谓的大事（做生意）。……而这些人他们拿着学员的钱在外以大法的名义做生意，但并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也不给当初拿钱出来的学员一个借条或交代。”
　　——天津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提到：“近来，在天津市出现了以大法弟子建立资料点之名，找大法弟子捐资，每人100元，要找几十位学员大量集资，有的人不知情就参与進来。”《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也提到：“据说有自称从深山老林修一、二百年的修道人出来，需要住宾馆，跟中共谈判讲真相，需要大法弟子救济。至今，有的同修参与进来捐了很多的钱，而且有的已经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北京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提到：“最近得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练功点，有人借大法学员都想为大法出点力的心，经常向学员征集资金，少则几百，多则上万。据说有人把房子都卖了。”
　　——辽宁盘锦集资事件。法轮功网站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的文章《与盘锦部份同修交流集资问题》中提到：“从零六年开始，我地区的某些人通过集资等方式进行乱法活动。他（她）们到处游说，动员大法弟子拿出钱来以‘捐助国外同修搞大法项目’为幌子，骗取了大量的大法弟子的钱财，这些钱都交给了大连的一个姓杨的人（现此人因诈骗这些钱财已获罪判刑）。这个姓杨的每次拿到大法弟子捐上来的钱，都自称是由他去国外亲自交给师父。他从盘锦、大连、河南等地大量骗钱，数量之巨大令人吃惊。仅我们地区就有的人捐了上百万、几十万、十几万的不等。这么多钱都进入了一些人的个人腰包。”

以“办项目”的名义“集资”

近些年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为了生存，扩大法轮功的影响，不仅办起了报纸、网络等媒体，而且还搞起了学校、“神韵”演出团体，并且大搞所谓的“XX大赛”等等。李洪志把这些“项目”美其名曰做弟子修炼的“救人项目”。但现实问题是，“办项目”就要钱，法轮功缺的就是钱。于是乎，以“办项目”名义在中国大陆弟子中“集资”就屡见不鲜了。
　　2006年2月9日，明慧网题为《海外证实法不接受大陆弟子的资助》的文章称：最近，武汉有人在大陆学员中散布流言说，海外大法弟子要制造自己的卫星，需要很多钱，是师父让做的，某某人跟师父有直接联系，钱最后都会送到师父手里，希望大陆有钱的同修能够尽一份力，等等。一些学员稍受蛊惑便慷慨解囊，有的甚至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存款全部拿了出来，还出现了排队给集资者送钱的情形。另外，武汉一直有人以在大陆办大纪元报纸的名义集资，声称正面讲真相的形式已经过时，并散布阻挡此事的学员“已遭恶报”的流言。
　　还有就是2008年7月26日明慧网在《请尽快停止在同修集资》的文章中说：近来有同修看到新唐人发言人提出建立自由卫星捐助平台，向各界人士募捐，购买或者租用独立的卫星，以保障新唐人拥有永久的自由平台后，就在同修中发起了为新唐人捐款的事。壹千元人民币觉得不多，又动员同修拿三千元，或者美元，甚至建议同修卖掉多余的住房来捐款。有同修认为是集资，从法理上认为不当，该同修还不承认是集资。
　　以“办项目”的名义在中国大陆弟子中进行“集资”早已出现，而且所用的“项目”名义还有很多。可见法轮功弟子之间的尔虞我诈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谁以“师父”的名义“集资”

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弟子的“集资”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师父”的名义在搞的。
　　2006年12月29日明慧编辑部在《成熟起来，自觉维护法，清除乱法现象》一文中这样写道：近日武汉地区不但出现了集资现象，而且集资者打着师父的旗号，宣称有师父写来的传真、自己接到师母的电话、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报“急需一笔资金”、“大纪元大陆授权”，云云。也有的人不敢直接拿新唐人等做幌子，而以资料点缺钱为名，先把钱收集起来再说。这次集资的发起者，以参加过九九年的北京新闻发布会和参加过师父讲法的面授班等作为个人“资历”，拿着一份编造的传真来蛊惑学员，游说学员捐钱，钱越多越好，还声称要成立“研究会”、“基金会”。
　　显然，以“师父”的名义在弟子中“集资”的不只是武汉有，在中国大陆其他省市的弟子中同样存在。
　　明慧网2008年3月21日文章称：盘锦集资者称“以前是为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拿钱，不是集资；现在是师父正法需要钱。”“现在是有一部份从高层次上下来时跟师父签过约，发誓以拿钱这种形式助师正法的弟子钱还没有拿，或者有的还没有拿够，得补上。你立下的誓约不兑现，这可不是小事。”集资者还声称曾经跟“师父”签下这个誓约的大约有几千人、集中在大陆的几个地区。
　　以上引用的例子都说明，在法轮功弟子中的“集资”，很多都是以“师父”的名义在“名正言顺”进行的。因此，才造成了不少弟子上当受骗。这些弟子骗来的钱，是否真给了李洪志，不得而知。

“消业”害她早逝

她叫陈秀芳，山东省临清市人，小学文化。从小肯吃苦，天性善良，做事认真。1994年下半年开始，她不时出现失眠、头痛、耳鸣、鼻塞等不适，食物下咽也困难，自觉过于劳累所致，加上平时忙于做农活，也没放在心上。当时亲戚中有人告诉她，法轮功能治病，而且不需要吃药、打针，不需要上医院，可是她不以为然，认为天下哪有这样美事呢？
　　1995年春节前几天，她在亲戚家中偶然遇见县医院的王医生，没料到王医生也居然说法轮功具有强身健体、祛病健身等诸多功效。她当时想，看病治病，医生的话总应该听吧！况且有病不需要花钱治疗，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真是求之不得，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便买来了《转法轮》及其配套的磁带、录像带等用品。一个多月后，她就被法轮功里的“求圆满”、“上层次”等字眼紧紧吸引住了。练功不久，就觉得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在支撑自己，以前出现的失眠、头痛等病症果然有所好转，使她信心培增。从此，她更加认真的学习《转法轮》，虔诚地练功，只盼着有一天她的疾病都能因练功而彻底治愈。
　　陈秀芳的丈夫得知她练法轮功不仅能健身，还能治病，也鼎力相助，照顾帮衬，无形中也给了她极大的鼓励。为了好好学习“大法”，家里又新添置了一台录像机，从早到晚播放法轮功的录像带，出门也带着法轮功书籍，时时刻刻都与法轮功相依相伴。为了听李洪志的讲课，她偷偷从家里拿走了为女儿准备的学费，幸好有亲戚的帮忙才没有让女儿因学费问题而失学。因为这件事情，女儿和她的关系一度变得很紧张，但是她认为这是女儿不懂事和自己的功力不够深造成的，是自己的“业力”太大。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丈夫劝她不要再练了，但她仍旧执迷不悟，继续练功，还经常偷偷去找其他功友讨论修炼心得。为此搞得夫妻不合，经常发生矛盾，原本和睦的家庭失去了幸福。
　　2004年5月，一次她骑车外出，由于专心听李洪志的“讲法”录音，加之通宵打坐身体困倦乏力，离开家不远，车子撞上了路边的树，额头重重地撞在树上，她整个人都摔倒在地。路过的群众见状，马上帮她联系家人把她接了回去。醒过来后，她心想我这么诚心地修炼，这么专注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自叹自己功力不到家，“层次”上的不够高！当天晚上，她把李洪志的“圣像”从卧室改挂到客厅，第二天又在像前新添了案桌，更换了香炉、供品，以表示对“师父”的虔诚，祈求功力快速提升。每天清晨，首做之事就是焚香点烛，对着“圣像”跪拜。她觉得自己不是在简单的“学法”、练功，而是在修炼，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天国”的路上。尽管头痛日渐加剧，面部麻木，但她拒绝吃药看病，仍坚信“师父”的话，“只要你在学你就会提高，只要你学，你就会离圆满越近。” 她把痛苦和劳累化为坚持不懈的努力，早练功、晚打坐，诵经不辍。为了避免别人打扰，有时她连续几天不出门。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经常性的头痛胸闷，但她仍旧拒绝到医院就医。
　　2004年7月的一天早上，家里人叫她吃早饭，叫了半天无人应，走到她房间才发现她已经晕倒在地，家人赶快把她送到医院。经检查发现她得了肺癌，还是肺癌晚期。主治医生惋惜地说，如果发现的早还有治愈的希望，可是现在已经过了最佳治疗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听到自己已经到了肺癌晚期，已经基本上没治了，她彻底震惊了，彻底迷惑了。自己多年一心一意地诚心修炼，自己梦想可以治好自己病痛的“神功”，居然是这个结果。一瞬间，她的精神支柱彻底倒塌了，后悔当初误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一直不愿意参加体检，后悔当初有了症状还认为练功的人没有病。
　　泪流满面的她彻底地醒悟了，但一切都晚了。虽然家人、医生为了救她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疾病是无情的，半年后她在悔恨中离开了亲人。

姚建利为何英年早逝

姚建利是原阳县靳堂乡宣化堡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生于1980年4月，初中毕业。她曾是个爱说爱笑，聪明可爱的小闺女。但自从练上了法轮功，痴迷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998年底，姚建利在一个邻居介绍下走进法轮功的。当时，她认为法轮功只不过就是一般的气功，也没有怎么用心练，平时在忙完家里的活后才去练练。后来，村里建立了练功点，练功的人员越来越多，她练功的劲头也随之增大，还买了《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带回家看。随着练功的深入，她对李洪志的“消业说”、“真善忍”、“修身养性”越来越感兴趣。从此，姚建利抱着追求“消业祛病”、“做好人”的想法将练功“学法”当成她生活的全部。每天除早晨坚持到练功点上练功，晚上“学法”到深夜外，还经常跟功友相互切磋，交流学习体会，一发而不可收。对家务和农活她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热心，家里的事不闻不问，整天提不起精神，一天到晚陶醉在虚无缥缈的“法轮大法”世界里。
　　1999年7月份，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原来跟姚建利一起练功的好多功友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后，都纷纷脱离了法轮功，可她却仍不醒悟，坚持认为法轮功是好功法，李洪志教人“做好人”没有错。在村干部教育和父母的训诫下，她虽说不敢去功友家聚会练功了，但还是在家偷偷地练功。
　　2000年，姚建利也20岁了。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经人介绍她与同乡一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父母本想着她出嫁后能改变痴迷法轮功的生活，渐渐地把法轮功忘掉。没想到的是，蜜月还没有结束，她又重操旧业，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她除了在家偷偷地练功外还去功友家聚会“学法”，村干部上门好言相劝，她却恶语相加，说他们是恶人，诅咒他们早晚会遭恶报的。
　　2002年4月，县人民医院医生下乡义诊时，姚建利被检查出乳腺增生并有硬块，医生劝她最好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防止是乳腺癌。她丈夫知道后，立即要她去医院检查，她却不以为然地说：“修炼人不会得病，即使有点不舒服，那也不是病，是‘业力’，只要‘消业’，病自然就好了。”无奈的丈夫到医院拿药给她吃，她却说：“练功的人会自动消灭病毒和‘业力’，吃药就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够‘清理’身体，也就不能治病了。”
　　2003年10月份的一天，姚建利干完农活回到家中，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双手用力地压住自己的胸部，脸上流露出十分疼痛难受的样子。丈夫连忙去搀扶，要求她去医院看医生，但姚建利坚决不去医院，认为这次难受是自己心不诚的原因，是“师父”对自己的考验，只有抓紧时间修炼，才能“消业”，才能根治她的病。
　　由于姚建利坚持不去医院治疗，长期拒医拒药，2004年初其乳房上的肿块逐渐变大，乳房皮肤变红，并伴有水肿症状。丈夫没有办法，只好把姚建利的母亲叫来。母亲先是好言好语劝告，可她不听。后来母亲干脆跪在她面前，哭泣着央求她去医院检查。对母亲的哭求，姚建利置之不理，并告诉母亲说：“妈呀，你不知道，我正进入最关键的考验期，正在‘消业’中，只要我能挺过这一关，就是通过了考验，病就自然会好。”
　　2005年8月初的一天傍晚，姚建利在家照常打坐练功时，头上满是汗珠，脸色煞白，突然晕倒在地，丈夫赶紧叫来120急救车，在家人的帮助下把她送往县人民病医院。一路上姚建利大喊大叫：“不能去医院，去了医院，师父就不给我‘消业’了。”到了医院一检查，结果是乳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乳房皮肤溃烂，不宜采用手术和放化疗治疗。医生告诉姚建利的丈夫，如果能早点发现，及时做手术和进行化疗，她的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但如今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医生的话把姚建利的丈夫吓傻了，顿时失声痛哭。可姚建利仍不配合治疗，家里人一转眼，她就把药偷偷地扔掉，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打坐练功，嘴里念叨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期盼着“师父”的“法身”能给自己“消业”，保佑自己。
　　2005年8月25日，姚建利病情急剧恶化，终因乳腺癌抢救无效死亡，时年25岁。姚建利那么虔诚地修炼，“消业”不仅没有祛病，反而最后因长期不配合治疗导致病情恶化而英年早逝。

愚昧的代价

王岚，女，1954年10月21日生，大学文化，家住昆明市西山区金碧办事处卢家营社区，原昆明市总工会干部，2002年提前退休。
　　1995年王岚开始习练法轮功，她是云南比较早练功的人。1996年12月，李洪志亲自任命王岚为云南法轮功辅导总站的站长。
　　云南省演讲学会会长蔡朝东介绍，1994年以后，法轮功逐渐传入了云南。贵阳的站长姜秀英来昆明讲法，发现昆明市总工会的干部王岚办事干练，责任心强，对法轮功的事特别热心，回去给李洪志汇报后，李洪志很赏识王岚，亲自任命王岚为云南法轮功辅导总站的站长。
　　1997年7月，李洪志秘密来了一次云南，在昆明宝善大酒店接见了包括王岚在内的13个法轮功骨干分子。李洪志对她们说：“你们都修得不错!”“要让人得法。”在李洪志的支持下，王岚等骨干成员大力“弘法”，使法轮功在云南有较快发展。国家取缔前形成了1个总站、23个分站、70个辅导站、575个练功点，发展成员三万多人。
　　1999年4月，王岚带领云南法轮功总站在昆明举行了一次有上万人参加的“集体炼功、学法心得交流大会”。
　　王岚有文化，口才好，到昆明总工会前更换过好几个单位，但职务仅提升到主任科员。仕途不顺的王岚在法轮功中找到当“领袖”的感觉。自从当上了站长，她周围便有了一帮崇拜她的粉丝。
　　王岚认为，法轮功是她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坚持修炼必成正果，但这正是她噩梦的开始。
　　为追求虚无缥缈的“圆满”，王岚家庭破裂，亲人关系紧张。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王岚嘴上说不练了，但私下里仍坚持练功，串联功友“护法”。
　　2001年春节期间，王岚经教育曾一度转化，还通过媒体揭批法轮功。但好景不长，2005年7月她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罪被判刑，2008年12月释放。
　　明慧网多次发表文章“关注”王岚，为其撑腰打气，称其为不向“邪恶”低头的“真修弟子”。受到鼓舞的王岚沉溺于“圆满”的虚幻世界里，为显示自己“层次”高，她多次告诉功友说“我头上已经修炼出光环了”。
　　王岚的父母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姊妹5个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家人多次劝王岚远离邪教法轮功，可她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1999年底，丈夫因此与她离婚。
　　对李洪志，她敬若神明。但对于亲人，她表现出冷漠无情。王岚经常说，父母只是给了我身体，“师父”给了我灵魂。
　　2009年春天，年迈父亲去世，弟弟打电话通知王岚。她冷冷地说：“这是常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大法弟子不管这事。”自始至终，王岚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
　　2010年春节，正读大学的女儿李云（化名）从外地专程回昆明陪她过年。女儿劝她好好过日子，不要再练什么法轮功。母女俩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为了摆脱家人干扰专心修炼，春节期间，她竟把女儿一个人撇下，跑到了丽江功友家。
　　王岚让家人伤透了心，母亲以及姐妹们因此与她很少来往。
　　王岚曾经受过正规医学教育，从事医疗工作多年，面对疾病，她却拒绝治疗，靠打坐练功“消业”。
　　昆明市总工会介绍，王岚1970—1975年曾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工作，1975—1978年到四川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云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当医生，1986年调到昆明市总工会工作。
　　谈及为何修炼法轮功，她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因为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
　　事实如何呢？
　　进入2011年，王岚感到下腹疼痛，下身时常流血。出于医生的本能，她想到了去医院检查。2011年8月19日，她悄悄来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就诊，检查发现子宫内有包块。
　　大法弟子怎么能得病呢？何况自己还曾是法轮功云南总站的站长。9月2日，她又悄悄来到云南九洲医院就诊。B超检查结果清晰地显示：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她到肿瘤医院进一步诊治。女儿获悉后，也反复劝她住院治疗。她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大法弟子不用住院。”
　　第二次检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医院。王岚把病历藏了起来，坚持在家打坐练功来“消业”。
　　为掩饰病情，王岚告诉功友吴莉，说她修炼快成正果了，子宫现在已有怀孕三个月的孕妇那么大。于是，“王岚可能修炼出法轮了”在昆明法轮功人员中传开。功友孙云集、赵晨宇、田云波等闻讯跑到王岚家，与独居的王岚交流“学法”体会。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王岚的病情迅速恶化。12月以后，她已经爬不起来，孙云集、赵晨宇、田云波等就扶着她打坐，并一起“发正念”，帮她驱除“邪恶”。
　　社区工作人员汪峻说，12月底，他到王岚家中探望。弥留之际的王岚流向他露出上医院的想法，但立即遭到吴莉等人的反对。吴莉说：“如果你住院，就意味着放弃大法，你要么放弃，要么坚持。”王岚最后表示：“我到死也要做大法弟子，不能去医院。”
　　2012年1月1日下午4点左右，王岚病死于家中。
　　王岚在医疗机构工作多年，具备系统的医学知识，她为何至死不上医院治疗呢？
　　因为她相信了“师父”李洪志的话。
　　李洪志说：“总上医院不好使……手术也只是摘掉了表面空间的病业而已，而另外空间的病也根本没动。”（《转法轮》）
　　因此，王岚放弃治疗，希望得到李洪志的保护。
　　李洪志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的法轮会保护你。”
　　“我有无数的法身保佑你——再多的人我也能管得了。有人说，你在国外，能不能保佑我啊？你跑到月球上去，跑到哪去，我都能保护得了你。”
　　但王岚还是死了，给亲人留下无尽的伤痛。
　　王岚是李洪志亲自任命的站长，为法轮功在云南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样的人，李洪志都没有保护，他还会保护谁？
　　王岚的被邪教法轮功毒害致死的案例再次提醒人们，培养科学精神比拥有科学知识更重要。但愿王岚的死，能惊醒那些至今仍痴迷法轮功的人。

党洪柱为何家破人残

党洪柱，1969年出生，是原赤峰第二毛纺厂精染车间维修工人。他工作中任劳任怨，维修技术过硬，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回到家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啥都干，对妻子更是疼爱有加。应当说他既是一名好职工，又是一个好丈夫。但从他1998年8月习练法轮功后，因为迷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痴迷于法轮功，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998年初开始，离他家较近的植物园里就有一伙人练法轮功，当时他认为法轮功不过就是一般的气功，也没有放在心上和产生要去习练的兴致。但随着练功的队伍由少变多，逐渐扩大。到了8月份，从众心理的指使，他在早晨散步时也上前买了一本《转法轮》带回家。当他读了《转法轮》后，虽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写得文法不通，叙述的事情也有不合常理的东西，但里面讲的内容如“从做好人开始，不断提高，做更好的人，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等却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从此他抱着追求“真善忍”、“做好人”的想法加入到练功者的行列，将“学法”、练功当成他生活的全部。他除了每天早晨坚持到练功点上练功，每晚“学法”到深夜外，礼拜天、节假日还经常跟功友相互切磋，交流学习体会。练功后的他对工作和家务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热心，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单位的工作也提不起精神，整天陶醉在虚无缥缈的法轮世界里。
　　按照李洪志的要求，他看淡了世间的一切“名、利、情”，并时刻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为此，他放弃了政治进步，车间党支部书记多次找他谈心，引导、要求他积极靠近党组织，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回避掉，认为这是放弃了人间最大的执着“名”。为了放下“利”，别人欠他的钱也不要了，亲友间正常交往赠送的礼物如数退还，造成了很多误解。为了放下“情”，他疏远了同事，甚至他最要好的同学朋友都不再来往，成了一个“怪人”。有一次妻子把最要好的朋友请到家里来，他不但没尽一点常人礼节，反而赌气离去。妻子只能强装笑颜，可心里一直在流泪。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组织后，好多他昔日的功友通过听广播、看电视明白法轮功的真相后，都纷纷脱离了法轮功，可他却仍不醒悟，顽固地认为“国家对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决定，法轮功将来一定会被平反的”，所以他仍在家中偷偷坚持练功。单位领导、同事多次找他谈心，他不但不听，还认为是“师父”对他的考验；家人的劝阻他不但不理不睬，反而认为这是在过“情关”、过“心性关”。
　　为了快点“上层次”，早日实现“圆满”，他不但坚持“学法”、练功，还逐渐热衷于“弘法”，经常向同事大谈特谈法轮功如何如何好，劝人同他一起学练，还四处散发法轮功宣传品、光盘资料等。车间领导为了帮助教育他，几次请社会志愿者帮助他，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坚持修炼。
　　2001年大年初三的夜里，他从事医务工作的妻子在家里为高烧39度多仅两岁的女儿输液时，忽然单位来电话找他妻子，说医院里送来一个重病患者，需要他的妻子参与抢救，他的妻子把孩子托付给他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照看好孩子，看好点滴。三、四个小时的抢救过后，这位重症患者得救了。当她的妻子返回家里时，却见女儿脸憋得紫红，双眼紧闭，呼吸困难，输液管里流着鲜血。原来他“学法”入了谜，把孩子输液的事给忘了。如果他的妻子再晚回来点，如果他的妻子不懂得救治，恐怕孩子会有生命危险。而此时他不是为自己没有责任心而愧疚，反而认为孩子的病是“业力”造成的，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师父对他的惩罚，更怪妻子给孩子吃药打针。妻子气得无可奈何，只好含着泪一个人抱着孩子回了娘家。2002年7月，妻子对于他的冷漠和自私实在无法忍受，坚决与他离了婚，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2004年9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他在修理机床时，由于精神恍惚，精力不集中，右手被机床碾碎。虽被紧急送往医院，但他的手部软组织受到严重损伤，还是落下了残疾。
　　党洪柱那么虔诚的修炼，不仅没有得到所谓的“上层次”、“圆满”，就连最起码的所谓的“法身保护”也没有得到，反而最后弄得妻离女散，家破人残。

练功害惨了王玉兰

王玉兰，家住白山市江源区正岔街道，今年42岁。过去她曾是一个令左邻右舍喜欢的姑娘，大家都夸她懂事、贤惠、能干。特别是她对她们王家肯付出的那个劲，更是令附近的街坊邻居啧啧赞叹，都说哪个小伙子要是娶了王玉兰那可是他的造化。
　　1994年，王玉兰25岁了，正是应该出嫁的年纪，但是考虑到家里大她两岁的哥哥还没有成家，家庭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王玉兰决定帮助家里做些贡献再结婚。于是，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给一个建筑公司当库管员，就是在那时她通过一个工地上的姐妹的介绍接触了法轮功。
　　王玉兰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时候，对法轮功提到的“真善忍”非常信服，觉得这是一个教人“做好人”、“修身养性”和锻炼身体的好功法，因为王玉兰的身体从小就不是很好，所以她对学习法轮功非常热心。后来，随着练功的深入，她对什么“开天目”啦，“成仙成佛”啦，越来越感兴趣。她每天都在兴奋中，有时在晚上睡梦中也能梦到自己走在“天国”里。
　　她把法轮功介绍给患有糖尿病的父亲，让他跟她一同习练。她对父亲说：“师父说了习练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以前用药都是错的，根本治不好病，病是‘业力’所致。只有练功才能‘消业’,才能去掉病根。”在王玉兰的反复劝说下，父亲也开始相信了法轮功。两人一有时间就一同学习、切磋，有时也到练功点去学习。久而久之，父女二人都成了法轮功的忠实信徒。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消息传来，王玉兰感到很难接受，她愤愤不平地说，这一定是国家错了，练功的人都想过上好日子，怎么就不让练了呢？她父亲见周围练功的大部分人都不再练了，也想打退堂鼓，可王玉兰却坚决反对。她说，国家不让练法轮功是暂时的，是早晚会平反的。因此，父女二人练功一刻没有停止。
　　王玉兰在练习法轮功初期，家里一些亲朋好友关心她的个人婚事，给她介绍对象，但每次都被她拒绝了。她对人说自己要以练功为主，如果谈了朋友就会阻碍她“上层次”，并说她不能因为过不了“情关”，而使自己“圆满”受到影响。弄得提亲的人不欢而散，直至后来对她的婚事开始讳莫如深起来。
　　2001年，王玉兰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重了，他的身体越来越瘦，浑身乏力，视力也明显减退。王玉兰的哥哥那时已经结了婚，劝父亲继续用药治疗，说过去用药控制得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两年停了药，病情才加重的。可王玉兰却对她父亲讲，如果吃药就会使自己的练功半途而废，而且“师父”加在他身上的“法轮”也会撤掉，那样的话就会“形神俱灭”。父亲相信王玉兰话，对儿子的劝告置若罔闻，而且还当着儿子的面把买的药撇在了一边。
　　为了帮助父亲早日恢复健康，王玉兰费尽心机。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天天为父亲祷告，求“师父”为她父亲“消业”，求“师父”度她早日“圆满”。她还不止一次地把她的同修领到家中，为她父亲“发正念”。她一直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父亲尽孝，对家里尽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王玉兰一再努力，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相反却越来越发严重。这样就促使王玉兰练功更加努力，甚至达到疯狂的境地。她天天跪在地上，面对“师父”画像，一遍遍地背诵着《转法轮》。同时，她也一再鼓励她的父亲，要他相信“法轮”的力量，说这是“师父”考验他的最关键时刻，千万要过好这一关。
　　2002年年初，王玉兰的父亲已经瘫痪在床，见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王玉兰更是无比焦虑，她一边不停地和她的父亲天天念诵着《转法轮》，一边不断地期待着“师父”的“法身”出现。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而且原本乌黑的头发也开始变得灰白起来。2002年5月7日，王玉兰的父亲终于没能挺到“师父”为他消去全身“业力”的那一天而撒手人寰。在老人临死前的一刻，他把王玉兰叫到跟前，指着床上的《转法轮》摆了摆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留下两行浑浊的老泪。
　　自父亲的丧事处理完后，王玉兰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哥哥嫂子埋怨她不该让父亲停药而只练习法轮功，说她耽误了父亲的病，邻居们也说什么的都有。王玉兰什么话都不说，整天就是望着《转法轮》发愣。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发现王玉兰变了。她目光呆滞，行动迟缓，有时一件小事做了大半天才做完。而且嘴里还时常嘟嘟囔囔，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她哥哥嫂子开了一家干洗店，王玉兰时常到那里，可是一看到顾客就拦住不放，让人跟她一起练功，吓得顾客不敢去那里干洗衣服。她的哥哥嫂子有一天把她诳到本市的康宁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她是得了间歇式精神病让她住院治疗。但她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病，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根本就不可能生病，说什么也不住院，如果别人再劝，她就会说些不正经的。这样搞得哥哥嫂子也拿她没有办法。
　　现在，熟悉王玉兰的人，已经看不到她以前的影子。她整天犹犹豫豫，对任何事情都丝毫不感兴趣，就像块木头一样。一个原本孝顺、懂事的女孩，因为迷恋上了法轮功，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